2017年4月27日 星期四

快訊:窮忙音樂節記者會

◎台大意識報



  窮忙音樂節(即將於5/5下午6:30在鹿鳴廣場舉辦)的聲援土地議題記者會,今天因雨改在活大一樓進行,針對反迫遷和高房價議題發聲。

  位在新北市的大觀社區,今年六月就是全數強拆的期限。記者會現場以行動劇,譴責推動迫遷大觀的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,和強推南鐵東移的台南市長賴清德、核准各大開發案的內政部長葉俊榮,以及要重劃塭仔圳的朱立倫,這些台大校友當官後,並沒有負起應負的社會責任。

  大觀社區自救會的居民表示,大觀和其他許多迫遷案類似,都是在國民黨領有台灣初期,土地產權不清或政府默許軍眷自力造屋,以解決居住需求的歷史下出現的社區,現在卻要被以違反國家法律為由拆遷,許多無力搬走的居民就難以生存。即使在與政府協調的過程中,數次被退輔會片面撕毀協議,大觀社區仍要繼續對抗下去。

  塭仔圳反迫遷連線的吳俊奇說,塭仔圳重劃後要將兩百公頃拿來蓋房子,但新北市明明已經有足夠的空屋了,為了炒房把位於塭仔圳的中小企業關閉,只會讓更多人失業、更多人買不起房子。他們也聲援南鐵東移的迫遷,說到居民並非反對開發,只是明明二十年前通過的計畫案最後仍會歸還居民土地,現在的版本卻要拆遷數百戶,而賴清德卻把這些居民扣上反對開發的帽子。

  城鄉所學生洪向說到,新北、臺北的房價所得比過高,是在場的每個學生將來都要面對的困境,並且迫遷和高房價是息息相關的,迫遷後的土地總是會被拿來開發,讓已經有許多空屋的新北市房價繼續上揚。如果我們希望將來買得起房子,現在就要站出來反對迫遷。洪向也強調,迫遷的受害者往往屬於無產者的階級,這些因為分配不均而買不起房子的階級,好不容易在舊居住區形成互相支持的網絡,卻又再一次受到拆遷的剝削。

  主辦人之一的吳俊奇說,再民進黨執政後,許多議題參與的人數、動力都比起以往下降,以最近兩次大觀社區的強拆來說,抗爭人數都不如以往,因此希望校園內的人們能意識到,民進黨執政後仍然需要學生關注社會議題。

  窮忙音樂節以關注反迫遷、高房價、年金改革及障礙議題為主軸,前陣子已舉辦數場障礙者權益的講座,接下來將在校內展開談論年金改革的短講及快閃行動。窮忙是青年世代都可能面臨的社會議題,卻得不到學生自治組織和多數學生的關注,我們應該更清楚的意識到自己的處境,才有可能免於窮忙一場囉。


2017年4月23日 星期日

0423 臨時校務會議:確認校長不續任

   ◎台大意識報



  台大上一次校務會議中(3/18),校長楊泮池宣布於任期屆滿之後將不續任,大會決議加開臨時校務會議,討論「是否啟動校長遴選程序」,以及「是否要由校務會議成立專案小組,澄清外界的質疑」。今早招開的校務會議,楊泮池發表完聲明和解釋有關學術倫理的問題後便迴避,未參與兩項議案的討論。

  基本上兩案皆照案通過,按照人事室的規劃,校長遴選的作業立刻就會開始,預計在6/24的校務會議上,選出遴選委員,最慢明年1/21前選出新校長。雖然生農學院的官俊榮教授在通過啟動遴選決議後,仍補充說明這並不代表校務會議同意校長不續任的決定,不過實質上校長換人已是共識,到今年6/21任期屆滿後將由副校長張慶瑞代理。地理系簡旭昇教授希望校務會議能對代理校長進行授權,討論將來代理校長的職權為何,不過最終大會傾向按照舊有的代理校長職權行使相關法規,不再額外授權。

成立專案小組的決議文


在專案小組一案中,最終的決議文共有三點:

1.台灣大學以自律與自主的精神,持續進行學術研究與校園治理。 
2.楊泮池校長任期內積極任事,對台大建樹良多。 
3.特別委員會(及專案小組)由副校長、研發長、教務長、主任秘書、行政職員代表,及各院推選代表一人,學生會長、學生議會議長、研究生協會會長組成。主席互推之,針對自律與自主的價值,及危機管理機制,凝聚適當共識後,即時發佈,並於校務會議報告,以表達台灣大學的高度與態度。

  在決議文的第二點有許多討論,會議主席張慶瑞副校長提出的原文是「楊泮池校長任內積極任事,對台大建樹良多。台大師生校友均受惠良多。因故不續任,絲毫不減其卓越貢獻」,電機系吳瑞北認為楊泮池確實有貢獻,但只需要寫到受惠良多即可,公衛學院鄭雅文則認為重點在於接下來台大如何自主,為避免被誤解,這點應該整個拿掉。物理系林敏聰則說,現在對校長抹粉,而且是副校長的提議,可能反而使得校長被外界批判,對校長的形象未必有益。最終修改成沒有人有異議的「楊泮池校長任期內積極任事,對台大建樹良多」。

特別委員會的定位

  對於特別委員會的定位,有些代表認為要對教育部的行為、外界的批評盡快在短時間內做回覆。今年3/22教育部發函給台大,要求辦理校長遴選,包括電機系吳瑞北、生農學院官俊榮和其他幾位代表,都對於教育部看到校長不續任就來函感到非常不滿,認為教育部的來函以及砍掉台大五千四百萬的補助干涉了大學自治,官俊榮則希望特別委員會要徹底檢驗台大受到的不當外力干擾,對教育部的介入表達強烈的保留。

  不過社會系的吳嘉苓教授則說,對特別委員會的想像,是要處理一些深層的問題,包括台大和國家、公民社會的關係,學術倫理的問題也和知識生產及商品化有關,要了解這些議題甚至需要做一些實證的研究、全校性的調查,很難做到即時的回應。另外吳嘉苓教授也補充,因為學術倫理而被刪減補助款在國外其實有案例,而這也迫使大學必須要完善學術倫理相關的法規。

  即使在臨時校務會上確認了校長的不續任,也開始起動遴選程序,但代理校長將來的職責、特別委員會的功能和定位、台大學術倫理相關的檢討,都還需要後續的關注。

2017年2月6日 星期一

《勞動.意識》一位障礙青年對政府的失望與怒吼


◎ 吳研嘉

  本週的受訪者,是目前在中研院數學所工作的孫嘉梁學長,台大資工、數學雙學位畢業。

  肢體障礙造成的生理限制,使得他在基本生理需求的處理上花了很多時間,再加上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來完成工作,根本沒空出門,所以,平常就是利用吃飯時間聽廣播、看電視作為消遣。孫嘉梁說,高中時沒有代步車,除了到學校就是回家,大學雖然使用代步車,但直至大三下學期才開始嘗試自己上下學,加上自己在課業上花了許多時間,社團場地(第一學生活動中心,現校內學生簡稱「活大」)又無電梯,因此大學沒有參加社團。直到工作後,因為想讓障礙議題被學生看見的緣故,才開始加入濁水溪社、大學新聞社等關心社會議題的異議性社團[註一]

  接下來,讓我們聽他娓娓道來他與一例一休議題的淵源與看法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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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6年12月3日,受訪者參與身障者們在衛福部前的抗議行動並發言。(攝影/游鯉綺)

  問:您是如何接觸到「砍七天假」議題?為什麼會想關注和聲援此議題?以您作為障礙者和勞工的雙重身分,覺得這件事和您的生活有什麼關係?

  我第一次認識「工時」的議題,是在大新社2016春季的第一次社課上,孫窮理說,這會是蔡英文上任後的一個重要工運戰場,當時其實只是聽聽而已。之後,有時在新聞媒體上會看到「一例一休v.s.二例」的爭議、廢除舊函釋以強制執行「七休一」相關政策的『朝令夕改』,逐漸對於勞基法以及這次通過的修正案有一些了解。

  「七休一」的規定,其實我並不陌生:記得今年(2016)五月的某個週日,家人有事,一大早就必須外出,而我每週日早上自聘的協助者也正好有事需要請假,我也無法調度其他的人來協助我。於是,前一天,我詢問服務我的居服員[註二],隔日是否可以來支援,她說時間上可以,但要先回報服務單位,結果單位說不行,因為該服務員週一至週六都有提供服務,導致我無法使用剩餘的居服補助時數,而必須另想辦法。這件事帶給我很大的憤怒:我知道某些行業實施「變形工時」,使勞工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,連續工作十二天而不休息,對比於我當日的情況,我發現在真正需要彈性,且不存在壓迫的情境之下(因為目前居服員人數短缺,再者,居服員某種程度上有選擇不接案的自由),勞基法反而損害我的利益。當然,我知道從制度上,這件事不能歸咎於「七休一」,是居服員人數短缺的困境下,排班制度不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瑕疵。

  讓我高度關注勞基法修正的導火線,是10月5日的「一分瑩」事件,因為我認爲,這本質上跟「半分忠」一模一樣[註三]而2014的太陽花學運,我多次到場聲援,而且我也同意該學運所激發的社會能量,讓民進黨在2016大贏。我震驚到在當晚濁社社課問同學:「這樣硬幹,蔡英文瘋了嗎?」而經過社會上兩三週的討論,揭穿各種假利多的話術,以及行動和示威遊行之後,10月26日,民進黨居然沒有絲毫懺悔與退讓,堅決不讓草案退回委員會實質審查,這時我認定整個黨簡直是無恥至極!

  「砍七天假」這樣的作為,明顯傷害打工族權益,而且確實違背了蔡英文的選前承諾,民進黨卻始終沒有對此做出回應,反而一再以『全國假日統一』的荒謬說法來敷衍國人,這些事情都讓我徹底對於體制內的倡議感到絕望,特別是對於那些高度涉及資源重分配的改革倡議,然而,唯有這些改革才能徹底改變重障者的處境。

  『自立生活』的概念,正式進入台灣社會已將近10年,被寫入「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」也已將近5年,而以此概念為基礎的「聯合國障礙者權利公約」也在兩年多前成為國內施行法,要徹底保障這些權利,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高度資源重分配。看到民進黨為了不增加企業主的負擔,鐵了心地違背自己的承諾去剝奪弱勢勞工的權益,我哪還能期待,透過體制內倡議會改變重障者的處境呢?

  長久以來,由於政府的卸責,沒有負起支持重度失能者基本生理需求的責任,迫使這些人(或是他們的家庭)自費僱用外籍看護;在這種情況下,重度失能者的生存、家人的生活品質、以及外籍看護的勞權,彷彿被置放在一個由政府打造的、弱弱相殘的三方天秤上;對於外籍看護的勞權倡議,障礙團體與老人團體本著維護成員權益的出發點,必然跳出來踩煞車,要求政府必須先補足公共照顧的能量,再來談外籍看護的勞權問題。然而,障礙團體與老人團體,又投入了多少精力、採取了哪些手段,來逼迫政府承擔照顧失能者的責任呢?作為一個重度障礙者,五年來[註四],我看不到任何一項政策,試圖填補我所欠缺的基本生活支持。甚至,時至今日,當一個失能者迫於現實必須自費僱用外籍看護之後,國家政策便無條件剝奪了這位失能者接受公共照顧資源的權利[註五]。最近,我還耳聞某些居家服務承辦單位因為「一例一休」上路,以「週休二日」為由,週六打算不再提供服務;這不但擴大了公共照顧的缺口,也剝奪了薪資普遍偏低的居服員賺取加班費的機會。在缺乏配套措施,或是根本不願投入更多資源的情況下,政府貿然讓『一例一休』上路,造成「服務需求者」與「服務提供者」雙輸的局面!由此可見,居服員也是「砍七天假」的受害者。

  從事研究工作的我,勞動條件表面上算是非常優渥,但我的學術能力達不到目前中研院新聘編制內研究人員的標準(這並不能完全歸因於我的障礙),在尚未發展出讓我方便授課的模式前,我的研究生涯其實也沒有非常明確的保障。這個現象,本質上也與國家資源分配的原則 ——只願意明確保障「卓越研究人才」的生存條件——有關。

  資本主義體制中,生產是歸資本家所有。這些生產所衍生的利潤主要被用來擴張資本,以提高產能、創造更大的利潤,其次才分配給勞工,使其能夠維持生存而繼續從事生產;而社會福利只是預防或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,非以保障基本人權為目的。這個原則也反映在台灣許多政策思維上,例如,政府重視經濟成長率更甚於貧富不均所衍生的種種問題;利用各種政策來降低過高的失業率,是為了避免社會不安而引起民怨,不是以「全民就業」為目標,所以,重障者直接被排除在「計算失業率的母數」之外;許多福利服務都是以「家庭」為單位,例如,居家服務的提供,旨在減輕家庭的照顧壓力,而不是以支持障礙者獨立生活為目標,把障礙者和家庭視為「永遠的連體嬰」。以至於當障礙者外出獨立生活之後,其申請經濟補貼的資格仍必須與原生家庭財產連動。而最近政府推出的長照政策,標榜「社區老化、預防失能」,但對於重度失能者與其家庭的處境彷彿置若罔聞,更顯示在選舉政治下,政府選擇社福政策時,圖謀的是政治利益的極大化,希望以最少的資源,讓最多人受惠,而非試圖解救弱勢者的困境。

  我相信在我們的道德裡,依然潛藏著「多需者多得」的思想。因此,要解決上述分配邏輯的弊病,我的對策是,促進社會上各階層的相互了解,並在此基礎上,以「分配正義」的觀點來檢視國家對於各項資源的配置。具體來說,針對「每個人都應享有的基本生活條件」,我希望社會上能發動一個討論,取得對「基本生活條件」的共識,並根據這樣的共識,逼迫政府建立一套讓任何人都能免於生存恐懼的「社會安全制度」。我始終相信,這套制度對於大多數人民都是有利的,而它尚未出現的原因是,我們從教育階段開始就在競爭遊戲裡被分化了。

問: 在此議題上,我們可以蠻明顯的看到,跳出來抗爭(會關注)的大多是低階勞工,以您的角度,會認為該如何提升中高階勞工的勞動意識,讓更多人能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?對應到障礙運動的局限性[註六],您認為該如何解決?

  我認為運動團體應該更積極地相互合作,在自己的抗爭過程中,利用機會讓各階層的勞工相互理解彼此的處境,能夠看清大家所面對的生存條件剝奪(從低薪、長工時、高物價到高房價),都肇因於在現今政治體制下,國家資源分配所考量的都是政治人物或政黨的利益,而非以「正義」或「人權」為原則。這個體制標榜自由競爭,但卻未必能保障該競爭在實質平等的基礎上進行。長期處在這種競爭氛圍下,人們為了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而付出努力,卻逐漸合理化自身所受的壓迫,認為生存條件應由自己「靠實力」去爭取,與「正義」或「人權」等普世價值無關;我認為這樣的想法,本身就是一種壓迫。透過理解他人處境,一個人會逐漸明白,自己的處境很大一部分其實是環境所決定的;當一個人的處境被群體了解,他與這個群體的關係才會更緊密,一場抗爭的能量強度與持久度,是由抗爭群體的規模與成員間關係的緊密度所決定的;如何同時提高這兩者,是組織運動的一大難題。

  在障礙運動裡,這個難題更為艱鉅,主因是成員間在障礙情況、社經條件、與原生家庭的連結程度上差異更大,對於生存支持系統的倚賴更大,意即,個人會更專注於思考運動成果與自身利益間的關係,因此,必須依靠更細緻並更具包容力的組織工作,才能成就一場高強度與高續航力的權益抗爭。

問:就整體施政而言,您對目前的蔡政府有何看法?

  我認為它背叛了從2013年開始累積的、促成民進黨在八年內就由谷底爬起而完全執政的公民社會能量。這不是蔡英文所說的「改革陣痛期」,而是完全背離在野時所倡揚的價值。對於在「堅持台灣主體性」方面的做法,我尚可接受它顧慮國際情勢的考量;但對於其他政治、經濟層面的作為,我只能說「換了位置就換了『說詞』」,其實它的『腦袋』與國民黨並無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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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0月21日,民報人物專訪側拍。(攝影/孫瑞君 [註七]

後記

  身障倡權與勞工運動之間存在著同質性,因其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受壓迫(或說容易被忽略)的族群,在運動的推展上,亦皆會面臨侷限性的挑戰,該如何引起大眾的關注,並使他們能夠有持續的熱忱和動力來關注議題的進程,在需要的時候給予支持、擴大聲量,造成執政黨不可逃避的壓力,以及團結組織內部人員,凝聚向心力,減少流動率,同時擴大參與,是兩類運動的組織工作者都必須面對的課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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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一] 節錄並改寫自民報,【他的故事】腦麻博士孫嘉梁:台灣對重度失能者照護是不夠的(https://goo.gl/agmSeg)

[註二] 居家服務員(居服員),簡單來說就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長期照顧人員,到有需求的人家中提供服務。至於服務費用,目前是以稅收支應,具備申請資格者,依失能程度可分別核定每月約 25 至 90 小時的居家服務,政府最高可補助每 2 小時 200 元(一般戶需自付30%服務費),可以應用在長者照顧和協助身障者完成自立生活目標(節錄並改寫自NPOst公益交流站,居服員是什麼?弘道讓年輕人也加入照顧的行列:https://goo.gl/1Ifzvg)

[註三] 蘋果日報:遭諷「1分瑩」陳瑩:是16分鐘(https://goo.gl/QERNNa) 

[註四]  孫嘉梁在2011年30歲時,發表了一篇「生日宣言」,宣誓自己要三十而立,開始獨立、自主的生活(https://goo.gl/jL5tu2 )

[註五]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福利組在「失能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照顧服務計畫」第四項「服務對象及資格限制」中寫明:「『未』接受機構安置、『未』聘僱看護(傭)、『未』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、日間照顧費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者」才能申請居家服務(來源:https://goo.gl/ssVGlh) 

[註六] 障礙運動的侷限性,意指關注此議題的人少,站出來抗爭的人亦多是同一群人,訴求的聲量無法被放大,與工運面臨的困境有異曲同工之處,且容易引起共鳴的議題(e.g.婚姻平權)利於推進,相對而言,比較困難的議題可能就要花好幾十年在原地踏步。

[註七] 本文內附圖皆由受訪者提供

2016年12月26日 星期一

《勞動.意識》青年打工族的勞權之路

◎ 林庭葦
本週的受訪者為私立大學大五學生,有兩份兼職工作:除了在非營利單位擔任照顧中小學生的課輔老師外,也是商業公司的行政工讀生。平時除了上學、工作,偶爾會出沒於勞權議題現場。在勞團為七天假絕食的期間,受訪同學曾投書蘋果日報,講述自己爭取合法工資的經驗[註一]

從發傳單到當臨時演員——學生打工族的工薪人生
  我高中就開始打工,打工最頻繁的時候是大一,到現在念到大五,一直陸陸續續做超過十份以上的工作。
  一開始打的工是發傳單。其實剛開始做的工作都是體力勞動,例如大一的時候去當過演唱會活動的工讀生,那時我就去搬一些重物、椅子什麼的,有時候活動到很晚,也是一兩點才離開。後來我去書展打工,一直搬書、久站,也當過臨演,一個下午500元,沒有勞健保,只有領車馬費和便當。我覺得當臨演很有趣的是,除了明星之外,還可以看到一起來當臨演的人,其實存在很多不同的階級。刺龍刺鳳的大哥、小嘍囉…我覺得這樣講可能存有偏見,可是看起來真的就是跟你身處完全不同世界的人;你會看到他們身體透露出的一些訊息,就會覺得我們生命經驗好像很不同。我覺得當時演哪一個角色都沒差,因為電影外的世界更精采,可以看到各式各樣不同階級的人。大一的時候,假日會去大賣場從事泡麵試吃的工作,一個禮拜一天;其實這種臨時性的工讀,不一定沒有勞、健保,就是看雇主的良心,可是大一那時候不懂事,也不知道勞健保對我的重要性。後來去了社福團體擔任課輔老師,因為是常態性工讀,我就再也沒有去做其他臨時性工讀了。

  高中升大一的暑假,我在精神病院打工過。那時候爸爸在裡面當清潔隊的工人,爸爸、外婆都是清潔隊的領班。我那時是浮動人力,幫外婆做一些行政工作,比如整理、謄寫資料,還有點名、檢查廁所,有人請假我就去頂人頭,做了一個暑假。工作是周一到周五,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半,那些清潔工們做完自己份內的工作就會休息,可是要隨時待命,包含颱風天。

  那個勞動條件是我有史以來看過最差的,我爸他們颱風天還要回去出勤,完全沒有加班費,而且精神病院的管理階層,對於那些精神疾患者,採取密集式的監控模式。清潔隊裡很多都是以前的精神疾患者,後來出院不受到社會的接納,因為這份醫院的清潔工作,才能夠回來。那時我的工作夥伴包括以前的病友及身障者,由於社會不接納,來到這邊工作;即便他們(病友)狀況非常好,醫院對於清潔隊員還是採取高度的勞動控制。清潔隊員的是屬於「派遣受雇者」,是外包給派遣公司的,對於派遣公司,醫院高層有非常非常多的罰則,可能缺了一、兩個人就要罰錢。我暑期工讀時期,經常實施檢查,時不時就會來檢查今日缺工狀態,少一人就罰一千塊,即便清潔隊回報今天有人請假,還是要被扣500元。那時候醫院正好換一個新的主管,他對這個清潔隊非常地要求,每天都來臨檢、不准請假,就算今天真的身體不舒服請假,回報還是要扣錢。

  我真的很不喜歡那個工作環境,它明明就是個醫院,可是外面超少病人走動;疾患者都被關在病房裡,病房都是刷卡才能進去,有固定的時間出來「放風」——不覺得很像監獄嗎?我那個時候看到一群人穿著一模一樣的衣服,他們排隊,裡面的「老師」會帶著他們出來散步、在醫院走動。我看過其實狀況很好的病人,在餐廳吃飯,吃一吃突然發作,只是發出怪聲而已,就看到四、五位醫生及護理師衝上前架住他,而我只能站在一旁,震驚得望著,他動彈不得的模樣。

  這些被視為「前病友」的醫院清潔隊員,也無法獲得等同市面上合理的勞動待遇。颱風天被要求出勤,沒有額外的加給;而派遣勞動公司看準他們出去外面找不到工作,薪水都低到非常誇張,工時與一般上班族無異,但月薪卻只有幾千元。在裡面,除非沒有精神疾患經歷、沒有被貼上標籤,是被社會普羅大眾所認可的「一般人」,才有可能拿到好的待遇。

  對我來說,大學打工很多時候是在探索自己的人生,然後看看外面世界到底長什麼樣子,當然也會遇到很多人、很多事。以加班為例,像我在非營利機構打工,裡頭的正職社工,加班的話會上報時數、然後申請特休,大多都會休掉,可能是他們比較有勞動意識吧。可是像很多商業公司的正職同仁,我問他們:「你們如果加班會拿加班費嗎?」他們說:「沒有,就送公司啊!」或許是工作環境的氛圍,商業公司的員工在工時方面不太敢與資方進行日常生活上的協商。大部分的人會因為自己的工作倫理,怕請特休造成其他同事的負擔而不敢請,所以那些特休會送公司。


勞動意識,從被偷走的七天開始
  一例一休和七天假,大概是9月28日那時候吵最兇。其實會開始對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的議題有關注,是因為暑假7、8月份慕哲咖啡辦了國際勞工影展,那時候看的電影是《被偷走的七天》。剛好我從大一開始就一直在打工,我才發現七天假對於「部分工時者」——也就是打工族——的影響真的很大,影響到國定假日的雙倍工資[註二]

  後來陸陸續續就有在關心相關新聞,而當初投書蘋果日報,則是因為工鬥開始絕食…其實當下很難過,覺得他們是為了全體勞工的假期、還有部分工時者的雙倍工資去抗爭。一開始,我爭取10月25日和10月31日的雙倍工資[註三],是想說如果我拿到雙倍工資,就要捐錢給工鬥團體,把double的另一份捐給他們。我私訊工鬥的粉專,他們那個時候覺得很感動,但沒有收下我的捐款,他們說:「那畢竟是打工族辛苦換來的勞動所得,你還是自己留著吧!」。

  年初的時候,法定工時從原本的雙週84小時,變成單週40小時[註四];原本每週多出來的4個小時,一直都用七天假去補。年初的時候,其實大家都有注意到這件事情,是剛好最近勞工團體抗爭強度增加,加上蔡英文上任了一陣子,事情才被炒出來。我覺得我今天能放到假、或是拿到雙倍工資,真的多虧了「七天假抗爭」否則我們就不會知道這件事,然後讓資方拿走我們的假期[註五]

勞權作為日常實踐
  我工作的地方算是那種做形象的CSR公司(編按: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,企業社會責任[註六])。我一開始有試探公司正職同仁的態度,因為剛好他們10月那兩天都沒有放假,就有在抱怨;後來聽他們講是因為公司的特休和員工旅遊假,員工旅遊假四天是公司給他們的福利,所以就沒有國定假日那七天。他們很想放假,可是他們不敢去跟公司老闆提出訴求。我那個時候有跟他們聊,他們覺得很奇怪,這些假日像國父誕辰紀念日、蔣公誕辰紀念日...不是要轉型正義嗎?那為什麼還要放這七天假?可是他們又很想放假,就處於很矛盾的心態,我也覺得他們應該不會去爭取。

  為什麼有勇氣做這件事情,是因為我覺得勞團每天在那邊抗爭真的很辛苦。那時候他們剛開始絕食,還被其他人貼上激進分子的標籤,覺得看不下去,一定要拿到這雙倍工資。所以我就跑去找計算工讀生薪資的專案助理姐姐,一開始她也沒有想過這件事情,對於七天假的事情,她完全不知道,我就把這件事跟她講清楚。她說員工旅遊假我們有放到,可是我回答「沒有,你們沒工作、還是有領薪水,但工讀生上一天班、領一天薪水,沒上班就沒薪水」,她說「對欸」,就給了我雙倍工資,其他工讀生比照辦理。一部份是因為助理姐姐十分善待我們這群工讀生,接受了我的說法;另外有一部份,是因為我們部門很強調自己是「依照《勞基法》聘雇」的大公司,《勞基法》規定,只要在國定假日出勤,就是要加倍工資。我們是做那種企業形象的部門,如果被傳出來工讀生沒有依照勞基法聘僱的話,應該會很慘吧。

  我後來寫那一篇投書,下面留言有一些反彈聲,「你這樣台灣企業怎麼活啊」、「你這個打兩份工的狀況,對學生而言應該只是特例吧」什麼的。我後來跑去調查我身邊的同學,到底打兩份工的人有多少——結果很多,真的很多!以我們系內同學的勞動條件和經驗,許多人也不好過,大家靠著這種半工半讀的形式在生活;我身邊的同學,有些打到三份四份真的不為過,他們說他們薪水真的太少,一份工無法完全支持生活費,可能只有一兩千塊,有些除了生活費,還要付學費。像我們這種青年打工族,幾乎是完全沒有休假的,因為多休就少賺、而且還要上課,也有不少人因為打工犧牲自己的時間、課業。「砍七天假」法案通過,等同剝奪我們這些打工族微薄的勞動所得…所以我的看法嗎?我只希望台灣的政府好好地去思考勞工的處境,因為勞動處境非常多元且異質,不能完全站在資本家的利益考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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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12月6日,受訪同學於立法院拒砍七天假抗爭現場的身影。
後記
  每場勞動權益的抗爭,往往都被塑造成極端對立、暴力激烈的場面。然而事實上,日常生活中的勞資互動,經常是合作中帶有張力的人際關係。
  從受訪同學的故事裡,可以感受到她與上司「助理姐姐」的關係十分融洽,也提到助理姐姐曾經是和她一樣的工讀生;在這場薪資與休假的勞權戰爭中,受訪同學必須同時面對人情和上司、下屬關係的張力。同為公司受雇者的她們,更在這場七天假的抗爭中第一次真正地瞭解勞工權益——對於像受訪同學這樣的學生打工族,甚至更多廣大的勞工,有誰真正瞭解關乎自身的薪資、休假和勞動環境相關權益?又有多少勞工,能夠鼓起勇氣挺身爭取自己的勞動權益?除了受訪同學自己的故事外,她所遇到的課輔學生,二十個中就有三、四個小朋友的父母有職災的情況;這些,都是說也說不盡的勞動故事。關於勞動權益和勞資關係,從來就不是非黑即白、「會吵的小孩有糖吃」這麼簡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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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一] 蘋果日報:因為抗爭,我獲得了雙倍工資 https://goo.gl/vZn1xt


[註二]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39 條
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、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,工資應由雇主照給。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,工資應加倍發給。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,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,亦同。


[註三]10月25日為臺灣光復節、10月31日為蔣公誕辰紀念日,兩天皆為《勞基法》所規定的國定假日。依[註三]所示,勞工於國定假日工作,雇主須加倍發給工資。(12月6日以前,砍七天假的勞基法修正案尚未三讀通過時)

[註四]《勞動基準法》第 30 條

勞工正常工作時間,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,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。
前項正常工作時間,雇主經工會同意,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,經勞資會議同意後,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,分配於其他工作日。



[註五]公民影音行動資料庫:被消失的國定假日?《勞基法》修法爭議公庫全紀錄

[註六]一種道德或意識形態理論,主要討論政府、股份有限公司、機構及個人是否有責任對社會作出貢獻。(來源:https://goo.gl/EEXiSp